正陽橋疏渠記,建於清乾隆五十六年(1791年),碑文為乾隆帝御筆,記載了治理天橋南河道工程,疏渠成效顯著。對研究北京地理和歷史變遷有較重要的價值。 。此碑原在敕賜弘寺山門內,現廟宇建築早已無存,現保存於崇文紅廟街78號深處,另有記碑複製品,位於天橋十字路口。
正陽橋疏渠記碑,是老舍先生在話劇《茶館》中提到的“敕賜弘濟寺”舊址,碑在廟的山門裡,廟宇建築早已無存。現址在新天橋東側百餘米的紅廟街78號民居小院內,沿著彎曲的夾道穿過密密麻麻的平房小屋,便看到一塊高六七米的石碑。雖然周圍圍有護欄,但碑身上的文字已經模糊,底座跟前還有一個污水口。小院門口的牆上,一塊寫有“正陽橋疏渠記碑”的白色鐵牌已是鏽跡斑斑,碑的底座大部分已被埋在地下,據說有一米多深。
碑體為方柱形,南向,高約8米,各面寬均為1.45米,頂部有四角攢尖式的碑蓋,四脊各雕一龍,龍昂首曲身,似欲騰飛狀,輻湊於寶頂。碑下為束腰須彌座,浮雕出覆、仰蓮瓣及雲、龍、菩提葉等紋飾。碑額和碑身四周有龍紋邊飾,碑四面均為漢滿文字合壁的碑文,正面上首為漢字題名“正陽橋疏渠記”。碑身南、西兩面為漢字,北面和東面是滿文,碑文已模糊不清或部分缺失,碑文四周有龍紋飾邊。
乾隆皇帝撰寫的《正陽橋疏渠記》大意是說,天橋至永定門間為一條石板路,石路兩側地勢東高西低,以致路西常年積水,而路東積沙又常因西北風刮到路西,堆壅了先農壇的一半壇牆。
為了解決這個問題,在天橋以南平行石路兩邊各開挖了三條水渠,又在石路兩側各修築一條土路專供行車。挖渠的土,一部分築路使用,其餘在渠邊堆成土堆,上面種植樹木。渠中的清水也改善了城南多苦水井的飲水質量。水渠尺寸,大約挖出土方8萬立方米,除築路用土外,估計可以堆出平均寬約4.5米、高約3米的四座“土山”。
挖渠堆山後,“於是渠有水而山有林,且以御風沙,弗致堙壇垣,一舉而無不便……胥得飲渠之清水,為利而溥。而都人士之遊涉者,咸謂京城南愜觀瞻,增佳景……”天橋之景宛若江南水鄉、風景綺麗,既疏導交通、防治風沙、改善飲水、美化環境、彰顯禮制的環境綜合治理工程。
修渠建橋以後,乾隆皇帝親自寫了《正陽橋疏渠記》,刻在方碑上立於橋頭東側,同時又把乾隆十八年立在永定門外燕墩上《帝都篇》 、《帝京篇》的方碑又刻了一座,立於橋頭西側。兩碑尺寸、形式完全一致,對稱放在橋頭,形成了一河、一橋、雙碑組合的格局。
碑上還有乾隆正楷手書《皇都篇》、《帝都篇》,由滿漢兩種文字寫成,表達了乾隆皇帝“在德不在險”和“居安思危”的治國思想。
嘉慶十八年(1813年),發生了天理教之亂,朝臣上奏曰天橋疏浚溝渠破壞了正陽門風水,嘉慶帝即下諭將天橋兩側溝渠填平。自此再無天橋美景。正陽橋疏渠記碑也被移走至斗姥宮,後輾轉多地,現存於首都博物館。
正是:帝都天橋楊柳煙,士子清渠頌詩篇。龍鬚溝畔蔭千樹,金魚池邊泛層瀾。忽傳覆土天渠掩, 又聞揚風地沙連。悠悠時逝二百載,帝碑淒淒枯草寒。
2013年,北京在中軸線上恢復了天橋的景觀。新復建的天橋南面,橋頭東西各矗立起一座高大雄偉的方形石碑。東邊的那座碑是乾隆御筆的正陽橋疏渠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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